图1-1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#古代中国#展厅

图1-2 鎏金纹饰

图1-3 鎏金动物

图1-4 鎏金花卉

量是对量取对象的体积进行测定。最著名的莫过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(图2-1至图2-7)。它高2.32厘米,通长18.7厘米,容积202.15毫升。它的独特性在于这是目前可见最早“以度审容”的国家级标准量器。

所谓“以度审容”,简单理解就是通过已知参数的测算(主要是长度信息)来求得未知参数的结果。商鞅方升的铭文中,告诉我们在他担任“大良造”职务(秦孝公时期的最高官职,掌管军政大权)期间,制订了“十六尊(寸)五分尊(寸)壹为升”(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)的统一计量方法,并使其成为国家标准(见图2-2)。

而它更难得的一点在于本身带有跨度百余年的铭文,一部分刻于秦孝公十八年(即公元前344年),即表述了“大良造鞅”指定一升的标准;一部分刻于始皇二十六年(即公元前221年),表述了秦始皇命令丞相隈状、王绾,对目前还存在度量衡不统一的部分,都要明晰统一的内容。可以说,它见证了秦国自商鞅变法到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,也是研究度量衡器物和商鞅变法内容的重要物证,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(Ⅲ-12)。

图2-1 摄于湖南省博物馆#根·魂:中华文明物语#特展

图2-2 带有“大良造鞅”字样和秦国标准计量方式的铭文(公元前344年所刻)

图2-3 释文“临”(公元前221年所刻)

图2-4 释文“重泉”(公元前344年所刻)

图2-5 始皇帝加刻诏书(公元前221年所刻)

图2-6 方升侧面

图2-7 禁出文物图页,图源新浪微博 @行走的海风

图3-1至图3-2展示的另一件量器,则表明了父子两代对制度的巩固与传承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两诏铜椭量,出土于咸阳市礼泉县南晏村。这件铜椭量上,铭刻着颁布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的两份诏书。这样两诏集于一身的器物,表明了秦对于统一度量衡政策的重视。

其中,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刚才已提及,命令两位丞相将当时国内度量衡不统一的地方加以统一。而秦二世元年的诏书则表示,继续坚持始皇帝的统一度量衡政策,并以此诏书强调法度量是始皇帝的功绩。

图3-1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##陕西古代文明:东方帝国——秦#展厅

图3-2 两段诏书集合一身,侧面为始皇帝诏书,底部为秦二世诏书

另外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诏青铜版同样表明了这一内容(图4-1),注意这件并非量器。这件铜版被推测为铸造大字诏版(即诏书)的铜范。而大字诏版并非铭刻于衡器、量器,而是悬挂于各郡县,作为皇帝颁布到全国的诏书,起到“广而告之”的目的。

图4-1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#古代中国#展厅

衡,是用于衡量物体质量的器物,可以认为是天平一端的砝码。图5-1展示了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例。这件铁权,1987年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宝丰县商酒务乡古城村。整体为生铁铸成,器物呈半球状,平底,实心,顶部有一圆拱形桥钮,其上铭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。

存世多见衡器、量器身上铭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关于统一度量衡命令的诏书,这也表明这些器物经过中央检校校正,合格后加刻诏书。

图5-1 摄于湖南省博物馆#东方既白: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#特展

图6-1至图6-2则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大騩(音规)两诏九斤铜权。它重2.27千克,换算回来一斤约今天252克。其身铸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书,平面铸“大騩”二字。“大騩”为山名,位于今河南新郑西南。

图6-1 摄于湖南省博物馆#东方既白: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#特展

图6-2 大騩铭文

图7-1至图7-2展示了一件延用多年的标准衡器。秦昭王三年,这件石权被作为标准衡器发送到高奴(今陕西延安)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将此权调回校正,并加刻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以及“高奴石”三字重新发回高奴。秦二世元年又将此权收回重刻二世元年诏文,诏书内容显示了秦对度量衡政策上的延续性。

“石”为古代的重量单位,秦制一石为120斤,秦一斤为今天的256.25克。可知,一石相当于今天的61.5斤。此石权两次发往高奴,两度调回咸阳校正,反映了战国到秦朝建立,一直保持统一的度量衡制。同时此石权上有大篆、小篆和隶书三种文字,为我们了解我国文字的演变、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。(解说资料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)

图7-1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##陕西古代文明:东方帝国——秦#展厅

图7-2 释文:三年,漆工熙,丞诎造,工隶臣平,禾石,高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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